摘要：自此，联邦最高法院遭遇的无非就是1937年在新政的政治压力下，经济正当程序时代的终结。 ...
【中文摘要】地方债属于公法之债，适用公法原理。
其代表性的观点是：公开原则指行政机关将行政权力运行的依据、过程和结果向公众或者相对人公开，使公众或者相对人知悉。Rabin教授指出，对个人自治的尊重，是正当法律程序的基础，正因如此，才能要求政府对个人产生不利影响的决定负有全面解释的义务。
从条文上看，没有直接规定政府应向被征收人说明理由，但在征收补偿问题上有一些体现理由说明并公开的规定：政府应当公布征收补偿方案，征求公众意见，并应当将征求意见情况和根据公众意见修改的情况及时公布（第10、11条）。按照便于公众知晓这一标准，只须向相对人说明的行政执法、应急等行为的理由，都只能解释为不属于应当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第三，尽管相对人可以接受媒体的采访或主动向媒体爆料，但如果行政主体认为理由可让公众知晓，又何不亲自通过媒体发布？在当今互联网时代，又何不直接将理由发布在其官方网站？ 所以，说明理由制度在行政法制度中的地位，归属于广义的行政告知制度而非行政公开制度更为恰当。[11] 例如王万华：《行政程序法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71页。理由也可能在越来越多的人的转述过程中失真。
王亚范、阎如恩：行政公开概念辨析，载于《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1期，第31页、34页。并且，由于过程的宽泛性，如果没有相应的具体制度安排，仅仅是原则层面的过程公开便会落空。与之相对，法教义学不是与价值相关，而是作为规范科学（Normwissenschaft）。
一方面，考虑社会事实是规范形成的重要前提条件。然而，倘若一条规范涉及社会事实，那么对其的调查和评估就不会像在涉及技术或医学问题的时候那样托付给专家。所以，人们也许并不认为，法学的预先解释会对跨学科的研究有所限制。对黑人的隔离但平等即便被视为歧视，但是这种种族隔离不是规范上的不平等，而是心理上的不平等，它并不违背平等原则。
这一方面是新政的政治遗产，另一方面也是社会科学进路的方法论遗产。[20] M?llers持该看法, in: Schmidt-A?mann/Hoffmann-Riem, Methoden der Verwaltungsrechtswissenschaft, 2004, 131(153). [21] 对此问题参见Kersten, Georg Jellinek und die klassische Staatslehre, 2000; M?llers, Staat als Argument, 2000, 12ff.; Paulson/Schulte (Hrsg.), Georg Jellinek. Beitr?ge zu Leben und Werk, 2000; Anter (Hrsg.), Die normative Kraft des Faktischen, 2004. [22] 1973年Dieter Grimm已经发现，对法学家的社会科学转向之号召在当时属于法律改革讨论的范畴，参见Grimm, in: ders. （前引注5）, 53.此外例如Rottleuthner, Rechtswissenschaft als Sozialwissenschaft, 1973; B?ckenf?rde, in: ders., Staat, Verfassung, Demokratie, 1991, 11(23) (1983); ders. Die Verwaltung, Beiheft 2, 1999, 83ff.; Schmidt-A?mann, in: Hoffmann-Riem/ders. (Hrsg.), ?ffentliches Recht und Privatrecht als wechselseitige Auffangordnungen, 1996, 7, 24ff：社会科学的优化。
[15] BverfGE 4, 7 (15f.). 关于基本法中人的形象和尊严概念，参见H?berle, HStR II, 3. Aufl. 2004, § 22; Seelmann, in: FS E.-J. Lampe, 2003, 301; Enders, Die Menschwürde in der Verfassungsordnung, 1997; Hofmann A?R 118 (1993), 353; Geddert-Steinacher, Menschenwürde als Verfassungsbegriff, 1990; Dürig, in: Maunz/Dürig, (Hrsg.) Grundgesetz, 1958, Art. 1 Abs. 1 Rz. 46ff.; ders, A?R 81(1956), 117; 代表是Kloepfer, in: FS BVerfG Bd 1, 2001, 77; C. Bumke, in: Schuppert/ders, 前引注14, 197(198-206). [16] 对此一直持批评观点的是Hennis, Verfassung und Verfassungswirklichkeit. Ein deutsches Problem, 1968, 特别是23ff., 35ff., 对其的评论是B?ckenf?rde Der Staat 9 (1970), 533-536和Hesse A?R 96(1971), 137; 上述两文也参见H?berle (Hrsg.), Rezensierte Verfassungsrechtswissenschaft, 1982, 273. 也参见L?wenstein A?R 77 (1952), 387. [17] Hesse, Die normative Kraft der Verfassung, 1959, 8. 实效宪法（wirklichen Verfassung）有利于消解这种紧张关系。又是布兰代斯被委托出具辩护书。参见同上，16：法律上有效的宪法以社会实效为前提。[93] （二）三种基本思维的优劣 美国法学的发展是富有教益的，它显示出跨学科基础思维在法学上应用所依赖的经验性根据。
而综合思维则信任作为通才的法律人。很大程度上，对以下问题的回答是有风险的：对法律效果的解读该由哪门学科来主导——经济理论还是经验？谁能胜任从当时的现实中推导出法律上的结论——立法者还是法官？ 联邦最高法院未能在专门的宪法层面来论证，它为何一会儿用这个模式，一会儿用那个模式。对于社会事实的调查和评估，法律人显然是自认能够独立胜任的，这不同于与规范相关的技术或医学事实，对于后者，法律人乐于托付给他人。（宪法的）规范文本经常还无法提供可供涵摄的标准，（宪法）规范在被适用到事实之前必须首先借助实效性（Wirklichkeit）的检验而得到加强，从而形成标准。
接下来的问题是：当遇到事实问题的时候，法律人难道无须依赖跨学科的研究？换个问法也一样：在何种程度上，作为规范研究者的法律人可以把自身看作事实研究者？难道他不该把这个问题转交那些更能胜任的人（例如社会科学家）吗？什么时候对事实的考量是一个有关规范解释的纯粹法学工作，以及在规范解释时，什么时候对社会现实的考量要借助于主要由其他专业能力完成的事实调查？[6] 我们用另一个部门法的例子来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26]但是，法院如何基于自身的能力来审查，是否存在确定的经验材料、是否存在预测空间以及立法者是否完全调查了相关事实？近来我们注意到了已经众所周知的替代方案，即分工或综合的思维以及宪法审判权的功能上和法律上的界限，尽管联邦宪法法院用的是另一个公式。
[91] 全面地讲，美国今天对平等原则的审查是另一种方式，即通过被设置了不同程度高低的正当化标准作为门槛的层级性差别化禁令来进行审查。而对于经验的约束而言，该任务则交给非法律的机构。
而德国法学的发展、尤其是在它与社会科学、经济学的跨学科研究方面是不依赖于这种基础的。[68] 渐渐地，社会科学的活动遭遇到一个困境：联邦最高法院无法再对社会事实持分工思维，因为对事实的价值判断无法以分工的方式委托给社会科学来进行。[89]与四十年前法兰克福特在经济规制中的作为相比，此等变化是何其之大。在实际运行中，从跨学科再回到法学这样的路径最终可以证明：这个问题必须被作为一个真正的法学理论问题，而非跨学科的问题来对待。对此的批评参见Cross/Heise/Sisk und Republik durch Epstein/King, ebd.; 也见Goldsmith/Vermeule, Empirical Methodology and Legal Scholarship, ebd. 153, 批评Epstein和King缺乏对法学家在调查社会科学的选择标准的时候其对认识有所导向的兴趣的理解，类似的批评参见Revesz, A Defense of Empirical Legal Scholarship, ebd., 169.这场争论主要证明了，法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以不同的对认识有所导向的兴趣为出发点，在经验调查的框架内，这本身就成为争议的对象。在经济规制上，有两种竞争性的模式可供法院选择：要么坚持经济自由的社会模式并期待一种未来会更好的承诺的规范状态，要么遵循经验的社会科学，并把一种描述性的、防范性的结果控制作为现实立法者的社会政策的授权依据。
要基于何种目标去调查和评估何种事实？总有那么一些严格的法律问题，它们是不允许被转化为社会科学问题的。对这种基本模式的批评以及支持法律宪法的观点是Isensee, Vom Stil der Verfassung, 1999. [18] Grimm, in: ders., Die Zukunft der Verfassung, 1991, 11f. [19] 参见Grimm（前引注18）,15.此后，经典的表达是Hesse（前引注17）, 6ff. 在此，他论述了法效力层面的宪法与政治和社会实效层面的宪法的互为条件性。
[75] 这种法政策学的新方向带来两个问题：有利于立法的宪法优位岂不是受到了取消？第二个问题是，一个以社会科学为导向的法学究竟还能研究什么，如果这个被研究的对象不再可以是围绕着特定规范之融贯性的实体法问题的时候？ 上述两种情形的解决方法是相同的：程序法取代实体法的位置。因为事实恰恰是不会有这种限制。
在不祛除规范的事实效力的情况下，实效的概念似乎能让宪法作个案式的社会还原（Rückbindung）。但是它恰恰促成了一种科学的理论讨论，这种讨论期待出现可在实践上被利用的成果。
另一方面，宪法学者要维护他们对社会环境的过滤和评价的专属权。以下的做法显然是没有问题的，即法律人把自己视为一台自动售货机，把医学专家、自然科学家或技术专家所确定和推断的相关事实涵摄到规范之中，从而自动得出结论。因此，劳动保护法几无克服这一宪法性障碍的可能性。对于不同的处理方式，人们也可以如此来表述：在涉及到规范之构成要件的社会前提条件的时候，可以采取规范解释这种方式来确定这些前提。
我们应当积极从美国的经验中学习的是：即便是在宪法领域中，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使用分工思维。如当基本法第72条第2段规定联邦立法者在联邦领域内为了创建共同的生活条件享有竞合立法权时，人们也许会认为，要么法院基于分工而咨询宏观经济专家的意见，要么通过自己的远见卓识来进行综合。
本质的区别在于谁来进行事实的调查和评价。分工的结果是，对事实的描述被委托给社会科学，法的生成（Pr?skription）则委托给立法者。
而当面对社会科学的时候，法律人则坚持运用自身的法学专业能力，去独立调查和评估事实。在该案中，法院阐明，学校中的种族隔离（隔离但平等）是违反平等的。
在新政时期，联邦最高法院在很大程度上撤回了实体审查，并给予立法者以一个更大的评价空间。宪法判决不仅阻碍了工业社会的新社会性冲突得到法律的规制，而且基于对工会的禁止和对工人政党的压制，这些冲突也没有让位给政治来解决。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位于第七十。[97]用今日的话来说就是，理论和实践遵循不同的跨学科性思维。
在这些以及类似的问题上，法律人将相关决定权交给医学专家和心理专家，交给工程师或技术专家，让他们来查明对一个可涵摄规范有重要法律意义的事实，这显然是没有问题的。[69] 从这个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传统与德国没有可比性。
[33]在美国，流行的法官传记都刻意突出跨学科的背景，大多数是突出这些主角们的社会科学导向。否则，这种评价问题就会留待由一种法学的-还原式的综合思维来处理。
种族歧视建立在一个长期未曾中断的社会习惯的基础上，法必须容忍这种习惯。[37]然而直到今天，对于自由放任主义的判例，必须批评它将宪法当作了为一种经济意识形态服务的工具。
